张献忠究竟有没有“屠川”？
“屠川”一词在清代官修《明史》与地方志中反复出现，数字动辄“六万万有奇”。但明末四川人口峰值不过三百余万，**六亿显然夸大**。现代学者综合《蜀碧》《客滇述》与考古报告，得出以下结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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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战乱死亡占七成：张献忠、明军、清军、地方武装拉锯十七年，尸横遍野。
- 瘟疫与饥荒占两成：连年兵灾导致鼠疫流行，米价飙升至“斗米三十金”。
- 直接屠杀占一成：张献忠在成都确实有过“草杀”“天杀”等集体处决，但规模被后世放大。
张献忠为何留下“七杀碑”？
成都原少城公园曾立一碑，上书“天生万物以养人，人无一物以报天，杀杀杀杀杀杀杀”。这块碑是真是假？
碑刻本身系清末伪造。四川大学古籍所比对明代书体与刻痕，发现刀法、风化程度均不符明末特征。然而碑文的思想却与张献忠颁布的《圣谕碑》吻合——“人命至重，反贼可诛”。换言之，**“七杀”并非张献忠亲笔，却反映了他极端的报复心理**：既然士绅与百姓不支持大西政权，便视为“负天之人”。
江口沉银：宝藏还是军饷？
沉银地点如何锁定？
2016年彭山江口沉银遗址一期考古出水金册、银锭、兵器三万余件，**直接证实“张献忠江口沉银”并非传说**。关键证据：
- 虎钮金印：印文“永昌大元帅”，与张献忠自称“大西王”官制相符。
- 长沙府饷银：五十两银锭刻有“崇祯十年长沙府解京饷银”，说明张献忠劫掠了明廷漕运。
- 木鞘藏银：银锭用原木掏空装填，再以铅锡封口，符合战时急沉需求。
沉银数量到底多大？
清代笔记《蜀警录》称“金银数百万两”，现代估算则保守得多：
- 已出水贵金属总重约四吨，以明末一两37克计，折合约十万两。
- 遗址面积仅一期就达一万平方米，按探方密度推算，**未发掘部分或仍有十倍于此**。
张献忠的宝藏流向何处？
民间传闻“石牛对石鼓，金银万万五”，指向成都东南龙泉山脉。但考古队使用探地雷达与高密度电法，**未发现大型金属异常**。更合理的去向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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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清军缴获：顺治三年豪格入川，奏报“获伪府库银三十万两”。
- 地方私藏：江口渔民自清中叶起屡献“大西银锭”，说明部分散落民间。
- 二次沉埋：张献忠撤离成都前，曾用船队再运辎重，或于嘉陵江、沱江另有沉点。
为何四川至今流传“张献忠杀人八百万”？
这一数字最早见于康熙《四川通志》，背景是清廷招垦：“凡他省移民入川，每户给水田三十亩，旱地五十亩，免赋五年。”**夸大前朝“暴行”可为移民政策正名**，同时掩盖清军与张献忠交战时的同样残酷。简言之，**“八百万”是政治话语而非历史事实**。
今日如何理性看待张献忠？
在明末群雄中，张献忠既不是“农民起义英雄”，也不是“天生杀人狂”。他的一生更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：
- 制度崩溃下的极端暴力：当朝廷、士绅、百姓三方信任彻底瓦解，暴力便成唯一语言。
- 历史书写的复杂性：清代需要“暴君”衬托“王师”，民国需要“革命”叙事，当代则需要考古实证。
- 地域记忆的层累：四川方言“张献忠来了”至今是吓唬小孩的咒语，却少有人记得他曾在成都开科举、铸“大顺通宝”。
若真想接近真相，不妨去彭山江口看看那枚被水流磨去棱角的五十两银锭——**它沉默，却比任何文字都更锋利**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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